　　周安会5岁患小儿麻痹症，从此无法站立。她母亲想了个办法，用旧鞋底、谷草、破布和塑料布做两个护膝，周安会就这样跪着、爬着长大。20岁时，她又患眼病，吃了很多药，眼睛没治好，反让两只手不听使唤。不久，眼睛彻底失明，一双手也仅有拇指和食指能勉强活动，其他手指只能终年弯曲着。33岁时，她嫁给了同村的宋吉明，育有一儿一女。

　　“因为穷，女儿12岁就执意外出打工。不久，她爸就死了。”周安会说，女儿走后再没回家。儿子宋文俊比姐姐小3岁，爸爸去世时他9岁，上小学。

　　周安会的家有两间屋，是透风的穿逗房，她的床距灶台不足一米，屋里又脏又乱，她却能准确地找出她要的东西。

　　灶台上，只有一包盐、一碗咸菜和一碗能照出人影的稀饭。米缸里，还有垫底的一点米。

　　“我已快1年没吃肉了。上次吃肉，是邻居杀年猪，给我端了一点。”周安会说，她想吃肉。

　　“她平日吃得最多的是苞谷羹或红苕，要不就啥也不吃。”邻居于行珍说。

　　因为没劳力，自丈夫去世后，周安会家的田土就让给了村民，每年，种地的村民低价卖给她一些粮食，或不时送她点杂粮，这成了周安会8年来主要的生活来源。

　　“哪里去找那1000块钱啊？！”她万般无奈，最后决定外出行乞。

　　每年约200元的残疾人补助，是丈夫死后，周安会唯一的经济来源。她同时还要供儿子上学，每学期学费书费是160元。

　　当年11月，贷款就要到期。周安会默默地计算着还款日期。她想到卖房子，但邻居劝她：“房子卖了，你和儿子住哪？”周安会想了又想，这房确实不能卖。这时，有人给她出了个歪主意——外出行乞。

　　“那怎么行！”周安会第一反应是“脏人，丢脸”。那晚，她缩在被窝里，听着儿子轻微的鼾声，不能入眠。

　　第二天是周末，天刚亮，她就叫醒了儿子：“幺儿，快起来，和妈妈去挣钱。”

　　周安会让儿子牵着来到高峰街头，4公里长的公路，她们走了近4个小时。周安会护膝下的膝盖已痛得发麻。

　　“妈妈，我怎么在同学面前抬头！”当得知妈妈要带着自己在高峰街上行乞时，9岁的儿子宋文俊说。

　　周安会搂着儿子，不停流泪：“儿啊，妈知道难为你，但我们要还钱啊。”

　　第一天收获有20多元，其间，宋文俊“失踪”过几次——因看见了同班同学，他不得不避开。

　　这20多块钱让周安会有了希望。她对儿子说：“下次，你把我带到这里就回去，晚上再来接我。”第二天，周安会讨到18元。

　　“只能周末去，孩子平日要上学。”周安会不想耽搁儿子读书。

　　寒假到了，周安会决定带着儿子出一趟远门——到16公里外的垫江县城。

　　16公里路程，周安会走了整整3天。到垫江城时，天已黑尽。

　　那天，下着大雨，风很大，周安会和儿子躲在一商场屋檐下，又冷又饿。膝盖处已在流血，痛得钻心。她摸了摸腰间，沿途讨来的30多块钱还在。宋文俊依在妈妈怀里：“妈妈，吃点东西吧。”周安会这才想起，3天来，他们一共才吃了两顿饭，那是好心人给的，其余时间，饿了就喝点冷水。

　　周安会摸出1块钱：“你去买点吃的吧，我不饿。”

　　“妈妈，你不吃，我也不吃。”周安会听了心里一酸。

　　这时，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你这人自个儿出来就行了，还让孩子一块吃苦？”得知母子俩的情况后，对方沉默了，带他们来到一家小旅社，为他们付了房费。次日一早，周安会和儿子离开时，旅社老板叫住他们，把3元住宿费退给他们，再拿了5块钱。“那老板姓高。”周安会记得很清楚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母子俩从垫江去长寿，沿途行乞。到两地交界处，一骑摩托的男子将他们载到长寿县城，分文未收。周安会说，他们是她8年行乞中，对她最好的。

“我一星期拢共讨了100块钱，却被那个挨千刀的摸走了！”她在雨中放声大哭，只求一死。但欠账没还完，她不能死。

　　饿了，就喝自来水；黑了，就住桥洞或屋檐；冷了，母子俩就相拥取暖。因为到处走，以前3个月才换一次的护膝，现每月要磨破一双。膝盖上的老茧磨掉了，常常血肉模糊……8年的辛酸，周安会一想起就哭，但眼泪却无法从粘住的眼睛流出来，只能往肚里咽。

　　一次，周安会带着儿子到垫江县澄溪镇乞讨，天黑了还没找到地方住。周安会坐在路边，将沾满血的护膝取下，让膝盖休息一会儿，再绑上。

　　起风了，眼看要下雨，周安会挣扎着拉上儿子就走，找到一处桥洞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半夜，他们被雷声惊醒。下大雨了，桥洞地势低，流下来的雨水将他们全身浸湿。

　　二人挪到高一点的地方躺下，周安会习惯性摸了摸腰间，突然大哭起来——那个捡来的方便面口袋不在了。当儿子告诉她，捆住口袋的绳子是被齐刷刷割断的时，她明白，是被人偷了。

　　“口袋里有100多块钱，是我们一星期才讨来的，那个挨千刀的。”周安会说起那个贼，仍咬牙切齿。

　　对她来说，这钱是多大一笔数目啊。雨中，周安会脑子里尽是丈夫临终时的模样。周安会拼命将头往大桥的石壁上撞，哭着说不想活了。儿子在一旁吓呆了：“妈，你死了，爸爸欠国家的钱，哪个来还？”听了这话，周安会突然呆住了——钱没还完，她不能死！

　　“说起都脏人。”周安会说，讨饭要将“脸”放到衣兜里。“饭馆老板见了我们，像撵野狗一样撵我们，客车根本不让我上，常有人骂我是骗子，更有人朝我们吐口水……”

　　“啥子？还欠1000元……”当她正为还完钱而轻松时，突然得知丈夫生前还欠着一笔贷款。她一下子懵了。

　　2001年7月11日，周安会带着一年来辛苦讨来的500元钱，来到垫江县高峰镇农村信用合作社，将丈夫生前贷的1000元钱还了一半。信用社经办人陈明贤在还款凭证上写下这么一句话：“此款因本人死亡，妻子瘫痪失明，两小孩到处流浪。妻子化缘偿还，故未收利息。”

　　2003年，新学期又要开始了，周安会握着一个暑假在外讨来的400多元钱，乐滋滋地想，除去儿子的学费，再凑点又可以还完了。这时，儿子走过来：“妈，给我留点嘛。学费涨了，老师还要求学生在校吃午饭，每月要缴伙食费。”

　　“幺儿，你中午不吃行不行？晚上回来多吃点！”

　　“可同学们中午都要吃……”儿子宋文俊小声说。无奈，周安会将400元全部留给儿子作了学费、书本费和伙食费。

　　2005年暑假，在给母亲留下一个暑假讨来的300多元钱后，刚读完初一的儿子突然失踪了。“他托人带话说去广东打工了，他受不了乞讨的生活……至今没回来，也没寄回一分钱。他没啥文化，在外活得也难。”儿女都没了音讯，周安会沉浸在对儿女深深的愧疚和思念中。

　　儿子走后，周安会的收入大打折扣，出门的时候也少了。“我看不到路，要饭都要不成。”她只能不时摸索着到高峰场镇走走，看能不能讨到稀饭钱。

　　讨来的钱只能勉强让自己不被饿死，直到今年10月7日，她才凑齐另外500元。

　　那天早上，当她揣着500元摸着走出家门不久，就听见一男人说：“你这样爬，啥时才能到场镇哟——我用摩托搭你。”想起多年前那个摩托司机，周安会心里一热，爬上摩托。一路上，她不停说：“你真是个好人，谢谢。”10分钟后，摩托停在信用社门口。她下车正欲进门，突然听见那个男人说话了：“20块！”周安会捂紧那500元还贷的钱，翻遍口袋找出16元3毛，男子将钱全部拿走，连3毛零钱也没给她留下。邻居邬吉成告诉记者：“这段路只有约4公里，搭摩托车最多5元。”

　　还了这500元后，信用社工作人员叫住周安会：“你还了1000元，还有一笔，也是1000元。”周安会脑袋顿时一片空白。旁人对她说了，白纸黑字，有他男人的签名。她这才明白，丈夫当时贷了两笔款，共计2000元。“大概是怕我受不了，所以他只说了一笔。”

　　行乞8年方凑足1000元，现儿子不在身边，周安会实在不知道怎么去凑剩下的这1000元。想到这笔钱已贷了9年，不能再拖了，周安会决定找人借。“我宁愿欠别人的钱，也不欠国家的钱。”

　　“8年！还完了。”她长长舒了口气。她说，等还完村民的借款，她就在家里等失去音讯的儿女……

　　11月23日中午，周安会再次来到信用社，递上她找人东拼西凑借来的、包了4层塑料口袋的1000元钱。“欠你们的比欠国家的安心些。从今年起，我每月有近40元低保，再出去讨点，我会还你们的。”找人借钱时，周安会这样说。

　　“我们相信她。”借钱给周安会的村民说：“只要有钱，她一定会还。再说，她这么穷，不能看着不管。”邻居于行珍说，周安会平日宁愿不吃饭，也不去借：“她不愿意欠别人钱。有次，她借了我一块钱，我说算了，她却非还不可。”

　　高峰信用社主任李友昌23日中午得知周安会的事，当即拿出50元捐给她。信用社当班的4名工作人员，也为她捐了100余元。

　　李友昌说，他们之前根本没想到这两笔钱能收回来——已准备将其纳入呆账处理。“且不说那些欠债不还的老赖，即使一个健全人，如此贫困之下，也很难做到像周安会这样的诚信。这么多年，这两笔贷款利息累计要2000多元，但我们不能收。”

　　周安会说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：“我有胆结石，几次差点痛死。我肚子长期都是硬的，别人说是肝硬化，活不久了。”

　　“吉明，8年了，你欠国家的钱，我终于还清了，你可以安心了，我死也可暝目了。”周安会长长舒了口气，握紧那张红色的还款凭证，“跨”出信用社大门，“走”上回家的路。